“医患关系”“医改”“医保”“以药养医”……最近10年，和“医”相关的这些词无一例外地成为社会的热点，老百姓说看不起病，医生说太苦逼，医院则是有苦难言。

在这纷杂的“医”世界乱象中，我们选取两个个案，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在乱象中梳理出一个属于个体的脉络。她们不代表全部，却可以承载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温度。

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们都不是医生，一个是医学院的在读学生，一个是离开医院彻底告别医生的“上岸者”。

离开医院，更准确地说是离开公立医院和离开体制，离开的这群人称之为上岸，蔡洁就是一个，她不后悔两年多前作的这个决定，迎接她的是更广阔的天地。

而受家人影响选择学医的叶小云，经过医学院数年的“隔岸观火”，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这片“苦海”，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岸在哪里。

医治病人难道不是我们成为医生的原因吗?

不。医治疾病才是我们做医生的原因，医治病人是医生痛苦的根源。

这是美剧《豪斯医生》中的一段精彩对白。剧中的豪斯，刻薄、任性、怪癖成堆，却还是能得到理解和尊重—因为他是个好医生，医术高超、心地善良。

可在现实中，成为豪斯，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医术、医德乃至个性，总要让位于制度、待遇以及愈发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生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疾病。

所以才有那么多医生选择离开。协和医院“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前血管外科主任医生张强、协和医院前肾脏内科主治医师朱岩……他们跳出“体制内”的框架，实践理想的行医模式。

来自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蔡洁也是其中一位。她跳得更彻底，离开公立医院，也不再做医生，而是用10年和医学打交道的经验，尝试更广阔的天地。

为了更好照顾家庭离开医院

每天早上7点，蔡洁会和3岁的儿子一同醒来，洗漱、吃早餐、哄一会儿宝贝。8点出门，8点半到达上海静安寺某高档写字楼的公司所在地。

她的身份是某德国药企的医学顾问，主要负责为公司市场部提供医学支持，并与各大医院的专家保持沟通。

这是2013年的最后1个月。在台湾完成三个月游学的于莺回到北京，正式开启全科诊所的创业之路。上海医生张强每天都会拍下清晨的模样，发到微博分享。南下深圳的朱岩把诊所开到了第四家……他们都曾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如今都走上了“体制外”的发展道路。

蔡洁也经历了这样的角色转换。相比一些名气更大的前辈，她转得更早，也更干脆。

两年半前，她还是上海某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工作进入第四年，刚刚考下主治医生资格，在科室，是年轻有为的“小医生”。

促使她“转换”的是儿子的到来。那一年，她做了妈妈，休完产假，就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

“在门诊时，一天最多看过100多个病人，还创了当年的纪录。”蔡洁说，那时她的哺乳期还没过，每天早出晚归，只能把奶先挤出来，陪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

有一次科室缺人，让她顶个夜班。第一天顶了，第二天休息一个上午，第三天又让她顶，这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未来方向。

蔡洁的爱人是上海另一家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很早就动员妻子辞职。当照顾家庭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她果断提交了辞呈，甚至没想好将来做什么。

两个月后，闲不住的蔡洁开始求职，并先后拿到一家跨国药企、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以及某私立医院行政岗位的OFFER。

“药企给出了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职位，而且是在医学事务部。”临床医生出身的蔡洁更喜欢与临床医生打交道，便加入了这家全球500强的药企。

“根正苗红”的医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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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岭

“我是根正苗红的医二代。”在剖析自己从学医到弃医的心理时，蔡洁喜欢这样描述自己。

她的父母都是医生，毕业于早年的“上医大”，即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蔡洁也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出身，本硕连读七年。

“当时想得很清楚，就算学了医，也未必不能改行。有医生这样的职业背景，也是一个雄厚资本。”蔡洁说，她从小就在“上医大”院子里进进出出，熟悉医院每一个角落，了解医生这个工作，学医是兴趣所在，也是顺理成章。

那是2000年左右，医患矛盾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蔡洁的父母没有反对，当医生，体面的意义远远超过危险。

而在2012年“哈医大伤人事件”发生后，调查显示，78.01%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医、从医。上海一家媒体报道称，复旦大学50多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成功转出38人—相当于医学试验班大一学生总数的1/10，上海交通大学，有59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为这一年级总人数的1/10。

和大多数学医的同学一样，蔡洁也经历了“他们玩的时候我在看书，他们看书的时候，我在通宵看书”的过程，虽然辛苦，倒也乐在其中。

真正成为医生后，问题才一个个出现。

“第一年大轮转，回到科室一个月，就要独立当班。”蔡洁说的“大轮转”，是指新人进入医院后，要先在不同科室工作、学习，并接受严格考核。

最近几年，上海、杭州等地把“大轮转”时间定为三年，这段期间收入少，工作量大，常被抱怨把年轻医生当“廉价劳动力”。

蔡洁是上海本地人，没有经济压力。她的焦虑来自“独立当班”，这意味着，当病人出现问题，她要告诉别人怎么处理，而不是问别人怎么处理。

“有时候，独立急诊留观40几个病人，1个医生。”因为年资低、经验有限，刚刚值夜班的她从来不敢闭眼睛，之后有大概3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原因还是焦虑。

这个状态并非个别。有调查称，我国医务人员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近七成，有两成医生无法做到每天运动，经常失眠，近一半的医生有抑郁症状。

趁年轻还有改变的余地

更大的不满来自科研。根据目前公立医院考核制度，医生晋升需要两个硬件：科研论文的发表或科研项目的参与。

以上海某医院为例，从主治医生到副主任医师，需要完成一个市级科研课题，发表2篇SCI论文，以及博士学位。有了这些硬指标，在名额少、候选人多的情况下，还要“打擂台”，通过发表演讲，评比综合能力。

“我的父辈，做医生就是做医生，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在蔡洁看来，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

更何况，作为年轻医生，节假日要“优先”值班，每年还有4个月的“翻班”：早、中、晚班分别上两个，生活规律被完全打乱，几乎没有时间和经历再去查数据、搞科研。

对科研任务感到不满的不止蔡洁一个人。今年6月，“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也在微博上称，“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

“科研搞得再好，没有临床，还有什么意义?”蔡洁多次强调，她喜欢当医生，只不过医院科研压力超过了临床压力，离开也就成了迟早的事儿。

辞职的过程还算顺利，家人都是医生，对其中的冷暖再清楚不过，也不需要蔡洁这个所谓的“医院有人”的资源。

就这样，29岁的蔡洁从一名医生变成了外企白领。

很多人认为她有勇气，运气好，换个工作也踩在了“点儿”上。可蔡洁说，跳出来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早有规划—30岁前，要走就早点走。过了30岁，就踏踏实实地当医生。

一年后，“哈医大伤人事件”将医患矛盾暴露于聚光灯下，医生受伤的新闻之后频频出现。这让很蔡洁气愤。

她回忆自己在医院的时候，不收回扣不拿红包，就算有家属声称要投诉，也会拿出比较强硬的态度。

“我没有做错过事情，从不委屈自己。”蔡洁承认，在医院工作确实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有人看不起病、有人霸着病床不走、也有病人家属动不动指责……是个世态炎凉很明显的地方。

医生执业的更多可能

好在她已经有了新的天地。因为当过医生、有专业的医学背景，再加上性格开朗，蔡洁在新公司发展很顺利。今年5月，在全球500强的药企工作1年半后，她跳到了另一家德国药企，工作地点从张江换到静安，级别和薪资都有所提升。

“这家公司推广的药，是我很多年前当医生时就关注过的。”蔡洁已经开始把新的工作当作事业。她打交道的医生都是主任级以上，这是当年作为“小医生”的她不太敢想的事。

差不多同时，于莺离开了工作10年的协和。比她提前半年“跳出来”的上海医生张强给她发了条短信—欢迎上岸。

坐在高档写字楼里的蔡洁有种提早上岸的庆幸。

她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电脑不带回家，工作用的手机下班后只收短信。除了法定假期，还有每年15天的带薪假，12天带薪病假—这都让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走出来没什么不好。”近几年，蔡洁周边陆续有医生辞职，除了适应过程长短不同，还没有谁说过后悔。

她也发现医生自由执业有了更多可能：私立医院、体检中心、医药公司或者医疗器械企业，都可以成为医生的下一个起点。

今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尽管改革的推进仍然困难重重，但蔡洁认为，这对想离开公立体院的医生来说，释放了一个好的信号。

她甚至准备好几十年后要对小孙子说的话，“你知道吗?奶奶以前在全国最有名的医院做过主治医生，还在全球五百强的公司上过班，爷爷一辈子就只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