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首次来到中国，对申城多家医院在肺癌诊治领域进行一次“民间摸底”……昨天“世界纵隔镜发明者”、欧洲胸心外科学会前主席Toni Lerut教授结束两个月的“蹲点”，他临行前接受采访时感叹，中国的患者人数太多了，中国的医生忙得“不可思议”、“难以想象”。他也表示，中国巨大的患者人群带来的数据足以成为转化医学研究重要的“数据库”。
Toni Lerut教授蹲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观摩手术
首次来到中国，对申城多家医院在肺癌诊治领域进行一次“民间摸底”……昨天“世界纵隔镜发明者”、欧洲胸心外科学会前主席Toni Lerut教授结束两个月的“蹲点”，他临行前接受采访时感叹，中国的患者人数太多了，中国的医生忙得“不可思议”、“难以想象”。他也表示，中国巨大的患者人群带来的数据足以成为转化医学研究重要的“数据库”。
满负荷运转节奏“不可思议”
60多岁的Lerut教授在去年AATS(美国胸心外科年会)上，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陈海泉教授表达想了解中国食道癌等诊治的浓厚兴趣。今年9月，他正式访问肿瘤医院，在包括该院在内的中国多家医院“蹲点”考察。
每周一下午，Lerut教授跟随陈海泉教授出门诊，感受满负荷运转的节奏。清晨6点30分，他会参加所有病人的晨间查房和重点病历讨论;晚上6点，他还参加胸部肿瘤多学科疑难病例讨论会;每个手术日，他都跟到最后一台手术结束，即使是夜深人静也不提前离开。每天他乐呵呵地在肿瘤医院食堂享受中国菜，每次进餐前要用手机把菜肴拍下来。在陈海泉教授以及其他中国医生眼里，Lerut教授是一位敬业又可爱的医生前辈。
“患者人数太多了，和欧洲完全不同。”说到这里，Toni Lerut表现出极大的震惊，一口气蹦出好几个“不可思议”、“难以想象”。Lerut教授说，以他在欧洲工作的医院为例，每天胸外科门诊量平均10位患者。在他跟随陈海泉教授坐门诊的时间里，每次门诊人数都接近欧洲的5倍之多。“一个下午看这么多病患，医师的工作强度颇大，且在较短的沟通时间里要说清楚很多问题，需要医师很强的专业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他们就有哦!”Toni Lerut向身旁的陈海泉教授竖起大拇指。
“平均每天15台手术，想都不敢想”
向中国医生深表敬意的同时，这位在欧洲心胸外科界享有盛誉的老教授对中国拥有庞大的病人数据库很羡慕，他用“比钻石更宝贵”来形容。肿瘤医院目前有360万份包括血清样本、生物学样本、病例组织在内的生物医学样本库。“这么庞大的就诊人群是欧美国家医师最紧缺的资源。这么多的病例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患者，这足以成为你们进行转化医学研究重要的‘数据库’。”
“蹲点”一个月，Toni Lerut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场观摩手术。“平均每天15台的手术量，是在欧美国家想都不敢想的。”Toni Lerut说：“在食道癌的发病人群中，欧州和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欧洲，食道癌患者以腺癌居多，中国则是鳞癌占了多数，我就特别想看看中国同行对食道鳞癌的处理方式。”
谈及他观摩手术的感受，Toni Lerut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手术方式特别是无瘤操作原则贯彻得很好。手术方式、细节处理、操作熟练度都无异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水平，你们的手术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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