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李小姐有一位外地朋友，怀疑得了妇科肿瘤，想来北京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她几乎动用了所有关系，却未能挂上专家号。在同事的指点下，李小姐在一家民营医院找到了自称已退休的某大医院妇科肿瘤专家。

国家不是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吗?光喊口号不落实，其实专家私下里都在其他医院出诊，还不如公开信息，让我们看病方便些。李小姐的呼吁代表了多数公众的想法。我们不禁要问，医生多点执业为何不能落实?医生多点执业的遭遇哪些障碍?多点执业存在哪些问题?

10月6日，在沈阳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高层论坛上，记者采访了与会专家和院长，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

多点执业，医生忐忑院长恼火

像李小姐这样，只能通过“旁门左道”找到如意的专家，无法享受到医生多点执业的就医便利，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故事”里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里行医和我之前的工作单位无关，因为有些时间我可以支配，来这里坐诊方便患者看病。”多点执业政策如果能落地生根，这位专家完全可以在“阳光下”走穴，无须遮遮掩掩，更多的患者会因此受益。

类似这位专家，为了照顾自己的患者群，或者是为获得一些劳动报酬，很多医生利用休息时间，以“会诊、顾问、讲学、指导”等名义、“瞒着”自己所在的医院，到其他医院“工作”，游走在“灰色地带”。

国家政策已经明确，为何不能光明正大地申请多点执业呢?医生说，院长不批。其实，我们心里也很忐忑，毕竟是干私活，尤其是到其他医院做大手术，一切顺利还好，如果有点麻烦，出了医疗事故，压力也很大。我们盼望多点执业的政策都切实落地，这样就能阳光行医，规避很多风险。

对于医生私下走穴，院长们大多很恼火。“如果你医院的医生，拿着医院的工资，利用医院的平台，却瞒着医院四处走穴行医。”一位不愿具名的院长反问记者：“你作为院长的话，会有何感受?尤其是个别医生，自己的工作干不好，却一心向外跑干私活，你会批准这样的医生多点执业吗?”

“对待多点执业，我认为宜疏不宜堵。”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院长郭启勇说，我们在集团成员医院之间，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一方面，满足了基层医院需要专家指导，提升医疗水平的意愿，同时使医生多点执业阳光化，获得合理的报酬。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医院出面解决，不让医生担惊受怕，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百姓得了实惠。

“管理医院和管理公司一样，医生可以多点执业，但有哪家公司允许自己的雇员到其他公司兼职?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这是一道不能碰的红线。”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王宏志对医生多点执业提出质疑，“公立医院为培养医生提供了平台，承担了大量经费，效仿足球运动员的转会制度，医生在‘跳槽’时是否也要支付‘转会费’?有些人认为推进多点执业可以‘倒逼’公立医院改革，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推行多点执业的目的是什么?”王宏志认为，这是目前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目的是为了提高医生收入，可以要求公立医院提高效率，进而提高医生待遇。多点执业并不能解决医生收入低的问题，多点执业的前提是将医生变成“社会人”，对自己的医疗行为独立承担风险。

多点执业，叫好不叫座

既然开放医生多点执业可以给患者提供更多的就医途径，也能增加医生收入，为何医生和医院对多点执业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效果也不明显?既然如此，多点执业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作为试点省份，广东省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开展医师多点执业，现在三年的试验期已过去，试点并未出现预期的医生自由流动大爆发，效果不佳。从2010年1月实施至今，深圳申请获批多点执业医师只有36人，包括备案在内仅有100多人;整个广东省16万多名注册医师，仅有3800多人申请。  

对此，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医改新方案和目前实施的多点执业试点，是基于解决人事制度僵化不适宜人才流动的一项国策。三年无明显成效，其根本原因就是基于“鼓励”的一种号召已难以使医生“自觉”流动和下基层。迫于无奈，原国家卫生部允许各地大胆尝试，通过地方试点“倒逼”政策的修正。这样的办法，只是业内的一种“自觉革命”，基本没有与有关部门协同并进，医生还在体制里，没有成为“社会人”，这就需要在政策上、法律上、观念上全面突破。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认为，开放多点执业效果不明显还与整个大环境有关。现在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收入、职称晋升、科研项目拨款、领取退休金等方方面面都由医院提供，并且医院为培养一名医生也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如果医生再去别的医院出诊，医院肯定不太赞成。

“开放医生多点执业看上去是给了医生更多的自由，但从医院角度来讲，医院为培养一位高水平医生付出了大量经费和时间，为医生创造科研、教学和晋升条件。自己医院的医生外出执业势必会分散在本院的工作精力。本院的医疗质量如何保障?一旦在外出执业过程中出现了医疗事故，谁负责?是否最后还得让‘娘家’帮着买单?”在院长高层论坛上，一位不愿具名的院长也道出了他的苦衷。

对基层医生而言，很多人都期待多点执业可以早日实现，多一个选择，至少在办理执业地点注册时可以简化流程。来自辽宁的张医生是一位有着20多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他向记者表示，目前自己所在的医院正因为经营不善停业整改，全院医生都放假了，自己拿了二十多年的手术刀就这样放下，等着医院重新营业实在可惜，但换个执业地点又太麻烦。需要自己所在医院同意迁出和以后迁回，对方的医院愿意接收，也同意以后“放人”，这期间还要跑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盖章等，手续复杂，全办下来要几个月。如果不开放多点执业，实在麻烦。

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一些医生对多点执业前景不看好。上海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某外科医生提出疑问：多点执业真的能帮助非公医院健康发展吗?他认为，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外院再大牌的医生，离开了自己的医院，吸引病人的号召力也会大幅下降。而且，医生在外院手术后，不太可能再去查房看病人，医生对本院病人可能更负责任。再次，很多医院的硬件比起自己的医院有很大差别，为了自身和病人的安全，医生恐怕也不太会经常去外院坐诊开刀。

多点执业落地，需要政策“组合拳”

廖新波建议，根据国外经验，可以用雇佣合同加上《医师法》管理所有的医疗行为。比如修改《医师法》和《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所有执业医师在省一级卫生行政机构注册后，均可多点执业。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是否同意本院医生多点执业、允许多少时间用于多点执业，医院的管理者、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考虑，不需要卫生行政部门过度插手，后者只要提供政策保障和监督，保证信息、医疗安全即可。

要推行医生多点执业，医院就要全力抓好护理工作的规范化，努力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专业、温馨的行医环境和就医环境，吸引知名专家和患者到医院来行医、就诊。医院的病区就像一个“标准的生产车间”，由医生来生产“产品”，护士来护理和包装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朱恒鹏认为，改革既定制度不容易，关键看政府敢不敢下决心恢复医生自由执业。因为，这涉及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一下子完全改变现在的格局不太可能。可以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继续给离退休的医师按照现行制度发放退休金，现在在岗的医生保留国有事业编制身份及相应待遇，以后取消国有事业编制制度，新人全部采用合同制。

同时，还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当前养老保险双轨制很不合理，也不能维持。政府应该通过社会养老保险金，保障包括医生在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而不只是对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提供特殊待遇。社会养老保险应该对所有职工一视同仁，一律只保基本。

医院可以引入企业年金制度，对不同职工设不同的年金档次，让医师的工作能力和他所享受的退休金挂钩。这样一来，医生“靠本事吃饭”的意识就会提高，不再去争编制争身份，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和患者身上。

图为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王以朋

此外，缓解看病难只能靠多点执业吗?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王以朋显然有不同看法，“老百姓要看什么?要看好医生，这就是看病难的最关键问题。”北京协和医院拥有不可复制的优质医疗资源，即使让协和的医生有自主权可以到另外的执业地点去执业，但医生的精力也非常有限。一个有能力的医生即使一周到外院执业5天，每个点也仅是一天。所以，利用优质医学资源，抓好医学院学生和他们毕业后的教育，才是长远之计。

“多点执业不是缓解看病难的有效途径，具备多点执业能力的医生本身已经在超负荷工作，精力有限。”王宏志认为，缓解看病难的关键在于医疗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医疗资源和人口的比例是否恰当。目前的看病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医疗结构的问题。大医院门庭若市，一号难求，小医院无人问津，门可罗雀。应该建立合理的分级医疗体系，促使大医院分流病人，实现常见病到社区医院、二级医院治疗，疑难杂症再到大型医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