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需医疗剪不断

政府补贴难以到位，公立医院当然不愿放弃这块丰盛的额外“蛋糕

在上海医改方案出台之时，公立医院“剥离”特需病房成为对公众的承诺之一。但是，从现阶段的改革进展来看，是否彻底把高端需求交由市场，还是件令众多公立医院纠结的事情。

据记者了解，通过输送医师多点执业或是技术入股合资医院等形式，公立医院仍将分享高端医疗的收益。

特需医疗作为公立医院的“额外收入”，一直是公立医院的“补血手段”。而在三级医院云集的上海，几乎所有医院都开展规模不等的特需病房。

上海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三级医院特需医疗的门诊人次占比为1.93%，而其业务收入占比为3.55%。而如果考虑到各个科室自己设立的“楼层特需”，以及干部病房和外宾病房，特需医疗为公立医院贡献的收入更高。

剥离形式大于实质

不仅仅是上海，北京也在谋划特需医疗的剥离。北京市卫生局社会办医服务处处长樊世民表示：“大方向是公立医院应该做政府该做的事情，保基本，把非基本的医疗服务交由市场去解决。”

而上海正在实质上推进基本服务，剥离特需服务。但是，上海对特需服务的改革，并非意味着公立医院就会剥离对高端医疗的收益分享。

据记者了解，作为先行者，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将于今年11月左右开业。其最初的医疗人才支撑，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旗下的12家附属公立医院。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首席执行官(CEO)辛树林介绍，他们将从这12家医院中，每家选取1～2个专长科室开展合作，由后者将顶尖医生派至医学中心开展诊疗。

目前，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将把合作诊疗收费的30%给医生个人，10%给其第一注册执业点所在医院。据业内人士分析，上述比例的计算依据是：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公立医院医生，去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多点执业的报酬，是其总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福利)除以350天，再乘以多点执业的天数，再乘以120%的系数。由此，医生个人的合作分成约30%。

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指出：“该中心将由闵行区国有独资的新虹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出资51%与社会资本共同组成投资公司，再由投资公司出资30%，成立合资国际医院或专科医院。”

而据记者了解，不少三甲医院都打算采取这种曲线的方式保持特需医疗的收入。上海市肿瘤医院就打算采用上述模式，与长达10年的国际合作伙伴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共同进驻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

“补血”基本医疗

2010年底上海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剥离特需医疗”的目标，并且给出了3年的时间表，但是这项工作实际进展缓慢。

当时，分管副市长沈晓明曾承诺，上海市政府已经为新医改方案配套了一笔资金，但令人担心的是，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明补”难以到位。

事实上，早在上海医改还在方案起草阶段，复旦大学课题组所做的平行研究方案就曾提出“以商补公”，即发展高端医疗以补贴公立医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英耀还曾专门撰文介绍，美国即有一些非营利医院通过一定的定价策略，实现不同业务之间的交叉补贴。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建议：“为解决当前‘看病贵’和政府补贴不到位的难题，可考虑设置‘一院两制’的方式，鼓励公立医院开展高端特需服务，所赚的钱用来反哺公益性，解决政府补贴不足。”

目前各大公立医院基本都有特需服务。对此樊世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百姓需求强烈，但社会办医的技术和发展没有跟上来，不能充分满足百姓需求;另一方面，公立医疗机构本身也要发展，但在目前政府差额拨款、相关体制和机制尚未配套改革的情况下，需提供特需服务来实现自身收支平衡，弥补部分资金不足。

据记者了解，类似的模式在北京也有成功案例。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儿科收入低的现实使得儿童医院不可能像其他综合医院那样通过15%的药品加成补贴，因此，开展特需医疗就是最好的途径。

通过派遣专家到新世纪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每年能从该医院获得其35%的利润。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市场上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确实存在，医生们也应该有更体面的收入，应该鼓励医生到民营医院出诊。为保证执业安全，目前全院到新世纪儿童医院出诊的专家都已到卫生部门注册登记多地点执业，医生不论在新世纪儿童医院出门诊还是手术，对患者和医生本身来说都是安全的。”

对于有公立医院撤销特需门诊的呼声，倪鑫认为：“公众对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需要民营医院提供高端和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但目前医疗机构的‘双轨制’尚未形成，只是公立医院这一轨健全，而民营医院代表的另一轨尚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因此公立医院取消特需门诊的前提是民营医院体系发展健全，在保障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具备专家水准。同时，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应该到位，多数公立医院都有特需门诊，目前来说这部分收入来源对医院的整体运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