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下称中国CDC)。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的和基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试图从中寻找中国疾控十年的改变轨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

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下称中国CDC)。机构成立不到一年，SARS便狠狠地考验了这个刚刚组建的系统。2013年，非典已经十年。十年来，中国疾控事业发展如何?如果未知病毒来袭，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的和基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试图从中寻找中国疾控十年的改变轨迹。

网络直报系统渐成规模 疾病信息实时掌握

回望SARS，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对人民网记者说，非典是传染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了解疫情，而当时我们对非典详情全然不知，不知疫情到底多严重、有多少病人，分布在什么地方，或者有多少人死亡。信息不清，更谈不上政府行政决策和公共卫生的有效应急。这些都暴露了当时中国疾控的薄弱。

关于薄弱的原因，王宇介绍，非典以前，全国各地上报传染病情况，靠的是手工填写报告卡，填好之后再将卡片层层上交到乡、县、市、省、国家卫生部门，最后到达中国CDC。“国家想获知某地或全国传染病的基本情况，最快要1个多月，几个月是常事，那时获得疫情数据就像大海里捞针，非常难。”

河南省开封县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早些年，村医都是骑着自行车到乡镇送卡片，偏僻、路不好走的地方来回要半天或一天时间。村医特别忙，一个村可能只有一个村医，他们很少有时间报送传染病情况，除非特别严重。

所以，非典给中国疾控当头一棒并非偶然。为了不让历史重演，2004年1月1日，中国CDC建设的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试运行，标志着我国疫情监测、报告手段和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截至2011年12月31日，网络直报系统在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1548个长期监测点，覆盖了全国所有县级及以上疾控机构，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报告率达98%，乡镇卫生院报告率达87%，平均报告时间为0.8天。目前，该系统共覆盖25种传染病及4类病媒生物，建立了霍乱、血吸虫、鼠疫、不明原因肺炎等单病种网络直报，并开发、实施了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

根据要求，当医院发现传染病后要立即上报，甲类传染病必须在2个小时内报告，实行3级审核，所属上级机关要在报告发出2个小时内有所行动进行核实或处理。中国CDC 还有24小时值班人员进行监督。此外，直报系统还设有预警功能，当严重的或不明原因的疫情出现后，系统会将设置的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到相关负责人和管理者手机中。

王宇举例，县级某医院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发现了一例人禽流感感染者，当他发现、确诊并录入系统的那一刻起，该县所属市、省CDC，国家CDC都可以实时看到该报告病例的相关情况，如该病例的系统录入人员、确诊医院名称、医生名字、患者姓名、年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市、省卫生疾控部门处理到何种情况等。

王宇说，现在国家CDC对全国各类传染病的实时情况了如指掌，稍有异动便会及时获知。CDC的网络直报系统在甲型H1N1流感、禽流感爆发中，在汶川、舟曲、玉树等地自然灾害救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套系统已经受了多次考验，就连美国CDC都为之羡慕，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如此广的覆盖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曾光说，他很高兴地看到，SARS以后政府投入2亿多元，加大传染病监测系统的建设，从2004年始建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十年来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后来应对多次突发事件，包括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快速地开展传染病监测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说任何一个医院，都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不光报告数字，还报告紧急疫情、流行食物中毒，甚至包括计划免疫及报告不良事件等。

“将来在医填报电子病历时，如果出现结核病等，病例里马上跳出一张表格，对病人的情况进行更为详细的登记。登记好的信息无需传送，CDC通过检索，全国的信息就都出来了。”王宇指出，随着医改推进、信息化建设、电子病历建设、社区健康档案建设，直报系统还将继续升级，这样将大大提高疾病汇报的便捷性、及时性，这将是一个更大的飞跃。

疾控人才建设或成短板 考验CDC未来发展

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除了硬件设施外，人才队伍建设同样重要。

王宇介绍，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对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高的，既要修完临床医生的全部课程，具有诊断单一病人的知识和经验，还要学习公共卫生，对人群的整体特征、以及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国家CDC共有2125名在编员工，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742人(占82%)，管理人员213人(占10%)，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数占50%，拥有两院院士5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31名、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57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9名。

但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一些骨干，也出现了流失，出现了人才断档。”王宇解释说，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专业技术人员待遇太低，低于同类大学教师、教授的待遇，更低于临床大夫的待遇，一个刚毕业的硕士生工资只有3000多元。“这样的待遇怎么能把我们需要的人才、专家引进来，安顿住，让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心无旁鹜地做专业，那根本就不可能。”

除了国家CDC，基层CDC也同样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开封市疾控中心主任杨跃进说，这些年，国家对疾控越来越重视，中心已经能够逐月足额地发放工资了，但是专业人才的引进不是很顺畅。开封县疾控中心耿主任介绍，近几年，中心没有进过一个人，多年来连个学临床专业的本科毕生都招不来，一是由于编制限制、二是因为待遇不高，刚毕业进来的新人工资只有800多元，所有绩效等拿全了才1200—1400元，人才引进很难。

曾光指出，在公共卫生队伍中有一个“怪圈”，一方面具备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因工资、待遇低严重流失，另一方面，很多不具备专业知识技术，甚至没有受过医学培训的人为了“铁饭碗”大量涌入。长此以往，给中国公共卫生队伍及其功能带来破坏性打击。 中国当前公共卫生战线上，急需一支素质好、责任心强、勇于吃苦的卫生防疫队伍。

应对未知的病毒袭击 我们准备好了吗?

随着人类和外界的接触面越来越大，动物身上的病毒或病毒变异引发的传染病随时有可能发生，对此，我们是否做好了防御和抗击的准备?

王宇说，在某一个技术环节上，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但是，新的疫情都不是完全能够重复的，它的性质、特点都会和原来的有区别，病毒、冠状病毒也都不一样。所以，处理时很难比较，只能说更熟练，在更好地组织框架下能够更有条不紊地，更科学、有效、有力地处理新发疫情。

杨跃进说：“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疾控系统较非典前有很大进步，肯定会比非典做得好。”

曾光说：“或许自然界还可能出现与SARS相类似的变异病毒，只要对人出现威胁，我们监测系统能够迅速发现，迅速控制，最后把它研制清楚。我们可以立刻粉碎它，能够做得比应对SARS更好，这点毫无疑问，我坚信!”

原解放军302医院副院长姜素椿说：“我们已经从非典中吸取了教训，并且变成了经验，网络直报、应急预案、医院建设等都比以前好很多，如果再出现新的疫情，我们一定会比非典处理得好。”

原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张雁灵说：“SARS之后，国家在应急政策、平台建设、防疫队伍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此外，中国老百姓对疾病的防控的意识也增强了，我相信如果现在再来一场传染病，百姓自己会更自觉、主动地参与进来。”

从某种角度，我们要感谢SARS给政府、民众以及卫生系统上了一堂公共应急卫生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