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加成取消，患者依然抱怨药太贵。

我总觉得现在药费好多的都太贵了。

记者：就目前降了15%之后，还觉得贵?还觉得贵，太贵了。不是一般的贵。

破除以药养医，还需从体制上解放医生。

把这些医生从一个医院里面单点执业解放出来，变成多点执业，最后变成自由执业。

主持人：朱恒鹏曾经带膝盖疼痛的儿子到三甲医院看病，花7块钱挂了副主任医师的号。医生诊断说，没什么问题，和发育期间生长过快有关。但医生还是给他开了892元的?“无害无益”药。事后他和儿子讨论起这近900元钱的药，朱恒鹏说一个副主任医生给你看病，告诉你没事，我们付7元钱，医生拿4元，医院拿3元，这显然不合适。但如果他开药，他还能再拿300元。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幅提高公立医院诊疗服务价格，是减少医生开大处方，以合理正当途径获取收入的有效途径。

然而，取消了15%的加成，代之以医事服务费，医生和医院就会拒绝返利和回扣吗?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朝阳医院自9月1日试点以来，9月的医保患者次均药费从277.4元下降到204.4元，下降了73元，下降比例为26.32%。医保患者次均自付费用从185.1元下降到106.7元，下降了78.4元，下降比例为42.36%。

友谊医院医药分开试点两个月的数据显示，医保患者门诊次均费用从上半年的449.97元下降到380.18元，下降了69.79元。次均自付费用从175.78元下降到105.53元。

数据还显示，患者的就医行为发生了一定转变。价格的调整引导患者合理分流，看专家不再随意，大病、疑难病才找专家成为普遍选择。患者对普通号的需求高于以往，对专家门诊号的需求与上半年相比下降了13.22%。

尽管改革有所突破，依然有患者反映，药价偏高，看病贵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患者 周先生：我总觉得现在药费好多的都太贵了。

记者：就目前降了15%之后，还觉得贵?

还觉得贵，太贵了。不是一般的贵。

你比如说，应该给你开国产药，他医生给你开进口的。进口药当然要比国产药费用要高。

患者 李先生：本来就应该是在这个医院里能治好的病，非要把它搞得这样的。我认为，复杂。白衣天使应该对我们患者尽心尽责，把问题问清楚以后，解决他的病痛也好，解决他的难处也好，非要搞成这样，我觉得...

记者：你觉得这个费用还是高了是么?

绝对高了。

根据卫生部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许多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比例高达四成以上，一些中小型医院更高达七八成。而药品在各环节的屡屡加成，始终是药占比居高不下的动力来源。

那么砍掉15%的药品加成，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以药养医?专家给记者分析了一条“药品利益链”。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 山东鲁抗生产的一种叫克林霉素磷酸酯的药，药的出厂价大概是6毛到6毛4，北京市的中标价是11元，零售价是12.65元，其中1.65元就是15%的加价。这个药品中，医生会有4元左右的回扣，(从)药厂拿到是0.64元，供应商大约拿到4元钱，在这过程中，医院也会拿到2元多钱。

根据朱恒鹏的分析，1.65元作为15%的加价，在这次医改中被砍掉，但从出厂的6毛到6毛4到中标价的11元之间的链条上，医院和医生的灰色收入，也就是回扣部分依然没有被触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对医生来说，这15%基本不影响医生的处方行为，决定医生处方行为的是回扣。药品的返利依然是医院或医生重要收入来源。

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恩：你可以看到医药分家只是能够解决目前药品销售15%明的收入，通过医疗服务的更好补偿，再配合政府的相应补贴来实现一个补充。但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可能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地方。

主持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2009年开始启动，历经三年，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进入2012年，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公立医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成为改革的关键环节。目前北京和各地开始推行的医药分开正是努力措施之一。

然而，破除“以药补医”，改革的方式不只是降药价和增设医事服务费这么简单。同样，改革的地点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医院内部。

如何彻底改变以药补医，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认为，深化改革还有诸多需要试水的领域。

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 陈勇：彻底消除这种利益的关系，我想还有赖于继续深化全面的改革，在医药购销领域里，也要不断深化改革，彻底铲除医药购销领域里，残存的那些暴利。腐败的温床才能够彻底被清除。

而在医疗资源的供给上，刘国恩直言，目前中国的医生定位是准公务员，加上医院没有自主权，融资渠道很少，直接约束了医疗的资源的供给。

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恩：我们现在希望把这些医生从一个医院里面单点执业解放出来，变成多点执业，最后变成自由执业，至少它可以在现有情况下使得我们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变得更有效一些。

刘国恩认为，借鉴国外的经验，赋予医生自由职业的身份，会促进医生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也能增加医生的收入，从而摆脱乱开药的营收模式。除此之外，要根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还应该开放民间资本办医，让医院充分竞争，在竞争中降低医疗服务收费。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引入更多的民办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压力，由此来迫使公立医院自己愿意去改革。

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恩：我们终极的目标无非就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个是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负担是不是因为这个措施有所减轻;一个是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方便程度，我们学名叫可及性，就是看病难不难的问题是不是有所减轻;一个是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有没有打折扣。

医药分开只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开始，未来应该按照“管办分开、政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四原则，来进一步改革，治标更治本。

记者：如果能对北京医改提些建议的话，会主要想提哪些?

患者：以药养医这种方式不太好，(药价)如果能能够便宜一些会很好。或者是说，我花了什么钱，花到哪里去，这种明细能够更透明一些会比较好。

患者：希望看病少拿点，自己少掏点腰包就行。

患者：药品价格要降低，就医的时间要短。

患者：看病难。老年人不方便的方面，也应该考虑得多一些。

主持人：据统计，2011年，中国医院门诊病人每次平均的医药费用为179.8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6632.2元。一次住院费接近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几乎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

改革能否使医院的收入和药品销售实现真正的“脱钩”?药品价格能否还原到一个平稳、合理的水平?日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记者有关新医改下一步会怎么发展等相关提问时表示，卫生部将进一步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医院范围，使得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医改需要继续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