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也是一只“灵敏的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价格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状况。过去，普通号5元，知名专家号14元，价格差距甚微。就性价比而言，专家号显然比普通号更合算。作为理性经济人，患者自然愿意多花几元钱挂个专家号，挂不上专家号才会退而求其次，客观上造成了资源浪费。7月1日，北京友谊医院调整挂号费价格，实行新的医事服务费。普通号42元，副主任医师号60元，主任医师号80元，知名专家号100元。其中，医保报销40元。也就是说，如果挂普通号，医保患者只需自付2元；如果挂不同级别的专家号，分别需要自付20元、40元、60元。结果，普通号需求大增，而专家号出现剩余。

由于价格调整后，普通号和专家号的价格差距拉大了，患者自然就会考虑成本收益。对于感冒发烧患者来说，如果普通号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价格便宜，自然会首选普通号，从而把专家号留给了最需要的人。而对于那些疑难重症患者来说，挂专家号属于“刚性需求”。过去，专家号虽然便宜，但通宵排队也未必挂得上，有时还不得不找“号贩子”，成本更高。如今，虽然专家号价格有所提升，但挂专家号更容易了，优质资源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

友谊医院在提升挂号费的同时，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众所周知，在医院的收入中，挂号费体现的是技术价值，可以100%转化为医院收益；而药品收入体现的是消耗价值，只有15%可以转化为医院收益。例如，在60元的挂号费中，医院的收入是60元；而在400元的药品销售额中，医院的收入也是60元。因此，一加一减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医院从“卖药品”变成“卖服务”，药品消耗减少了，而医院利润并未减少，老百姓负担也没增加，这是典型的“正和博弈”。

优质医疗资源具有稀缺性，而人的医疗需求却具有无限趋高性，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稀缺资源无论如何配置，总会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有人多得有人少得，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因此，一种较为合理的游戏规则，就是以货币价格来配置稀缺资源，将稀缺资源分配给那些能够并愿意支付相应价格的人。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最需要资源的人，或者说，资源效用价值对他们来说相对最大。例如，英国伦敦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对进城车辆征收拥堵费。这并非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而是利用价格杠杆缓解供需矛盾。又如，有的城市推行阶梯电价，居民在基本用电量范围内是平价，超过基本用电量后支付较高价格。此举既满足了居民基本用电需求，又减少了电力浪费。这说明，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是节约资源的有效手段。

然而，医疗卫生是具有一定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尽管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果过度依赖价格之手，就会走向极端和反面。例如，公立医院的专家号是准公共产品，必须体现公益性，不能用于牟利。因此，调整挂号费，应该坚持适度、合理、平衡原则，照顾到大多数患者的经济承受力，而不能“随行就市”，任其趋高。假如按照市场竞价，一个知名专家号很可能卖到数千元至上万元。如此一来，专家号就会变成了富人的“专供品”，多数人失去了平等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这就背离了“穷人的经济学”，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在医改中，我们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要大胆运用价格杠杆，又不能盲目迷信价格杠杆。在满足基本医疗需求方面，政府应突出体现公益性，维持较低价格，保证大多数人能够公平享有资源，不能让穷人输在健康起跑线上。而在满足非基本医疗需求方面，则可以借助市场之手，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