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多点执业”，很多条件不成熟

讲述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朱同玉

大医院路途遥远、挂号难，患者却越来越多;有的小医院“近在咫尺”，患者却很少。为什么?

“说白了，患者就是冲着好医生、好的医疗条件去的。对医院而言，好的医疗人才是无价之宝。”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而现阶段，让一名好医生“固定”在某家医院，在朱同玉副院长来看，不仅苦了患者，也让医生在负荷增加的同时，收入却不能和工作量成正比。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被很多医改专家看做是缓解上述矛盾的一个可行方案。

“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趋势，我赞成。但坦率地讲，现阶段实现‘多点执业’的很多条件都不成熟，很多配套制度没有完善起来，风险很大，可行性并不强。”他坦承。

所谓“多点执业”，是让大医生、好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到县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里定期坐诊。按照设想，此举既能让老百姓节省路费，在家门口看上病，也能提高好医生的收入，缓解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现状。

但在医生群体眼里，“多点执业”现实吗?

朱院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至少在他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医生尝试“多点执业”。“个别去其他医院做手术的情况，也仅仅限于朋友邀请，正式开始‘多点执业’的相关条件还在探索中。”他说。

在他看来，相关条件至少包括：执业医生的工资怎么算?是否要在这个医院注册?社保怎么办?人事编制到底属于哪里?“现在都还没有完善的制度，来作说明。”

“此外，单位领导怕耽误本职工作，发生医疗事故如何分担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朱同玉副院长说，“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人事编制问题，它决定了社保的办理，医生的待遇等，并且能针对一旦出现的医疗事故，作出正确的责任分担。”

此外，县级、社区医院的设备是否合适，也是朱院长担心的难题。他说：“很多大型手术是需要高级的医疗平台和设备的，这样的设备只有大医院有，社区医院、县级医院的设备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治疗结果，甚至导致医生‘下去了’也无法开展工作。”

在朱同玉副院长看来，真正的“多点执业”范围应该更广，不仅是允许医生下到县级、社区医院中，还可以跨城市、跨大小医院。“医生以后应该成为一个‘自由人’，像律师一样开展工作。”

而要实现这些，必须在医生编制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在这些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多点执业’才得以真正开展。”他总结道。

对于如何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医改专家一直在探讨。在朱院长看来，虽然“多点执业”可以缓解这种现象，但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待“健康守门人”——家庭医生制度在国家层面建立。

想“预约就医”省时间，家庭医生制是基础

讲述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朱同玉

由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看病难”，困扰着很多患者，短期内又难以扭转。而在欧美国家，由于实行预约就诊制，患者除非急诊，否则预约之后才能来医院找医生。在预约时段内，医生“如约守候”，为你提供专属服务。

此举一可保证患者的时间不被无谓的等待“耗掉”，二能让医生提前对你的病例“做功课”，保证治疗效果，被一些人视作我国医改可供借鉴的方向。

但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副院长看来，欧美国家能够实行预约就医制的前提，是完善的家庭医生制，“而当前，我国缺乏这个配套制度的支撑。”

他举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欧美国家，患者在非急诊病症下，一般会先打电话给家庭医生的诊所或医院，直接预约家庭医生。过了这道“滤网”之后，需要预约专科医生的患者数，已大为下降。

“家庭医生是全科医生，常见病、多发病甚至妇产科和小儿科，都属于他们的服务范围。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才会建议病人‘转诊’到专科医院，并出具转诊单。”朱同玉副院长说，“病人取得转诊单之后，一般才能给专科医院打电话预约就诊。”

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家庭医生这道“健康守门人”，朱同玉副院长认为，这样一来，如欧美医院般的预约制，只能带来“更长时间的等待”，老百姓承受不起。

“我去过英国的医院，他们一个B超就要预约出3个月的时间。英国人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很多病症不用去专科医院，需要的话，也能承受长时间等待而不出问题。但我们国家的健康保障服务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几个月的等待，显然是病人无法承受的。”他说。

此外，预约就医制还须严格守时、守约。朱同玉副院长认为，这在现阶段对医患双方未必是好事，也未必能做到。

“在欧美，如果病人想改变就诊时间，一般要提前24小时打电话变更或取消，否则仍需按标准支付医生费用。”他说，“在国内好医生资源紧张的背景下，病人如果没如约前来，浪费的不仅是他的钱，更是医生给别人看病的机会。”他记得就有医生质疑说：“病人约了不来，我等还是不等?我一天本来能看50个病人，结果只约了30个，那富余的时间不是白瞎了?’”

朱同玉副院长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预约制要建立在家庭医生制之上。“没有这道‘滤网’，就算实行了，也是僧多粥少，恐怕会伴生变相的‘黄牛号’，甚至不及现在的排队挂号公平。”

据媒体公开报道，家庭医生制已在上海等地率先试点，效果不错。朱同玉副院长提示，要确保这一“健康守门人”制度的持续发展，确保家庭医生的待遇是关键。

“提高家庭医生待遇，并不是要求政府一味多拨款，而是要建立市场机制。据我了解，英国年均90%的处方药，是家庭医生开的，他们的收入非常高。如果我们的医保制度作一些改革——比如某个社区一年的医疗保险费用是1000万元，这个钱要靠家庭医生的服务去争取，谁经常做家访、谁能经常为病人提供好的医疗服务，谁的收入自然就高。通过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决定家庭医生的收入，就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