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人们称为“新36条”。政策颁布近两年，很多部门都没有公布实施细则。2012年2月，温家宝总理给出了明确的时限，“新36条”没有落实，民间资本进入就会遇到“玻璃门”、“弹簧门”，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订出来。眼看6月底的期限将至，六部委相继推出推动民间投资的实施细则，卫生部是其中较早的一个。医疗卫生领域将为民间资本打开哪些大门？

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卫生部分别于4月13日和5月17日公布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入的“新36条”的实施细则。通过开放市场的这个政策，汇聚民间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更有效地来提高这个医疗服务供应能力。这次出台的细则共分为两个文件。《卫生部办公厅关于确定社会资本举办医院级别的通知》和《卫生部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也就是民营医院以后可以像公立医院一样参与评级，有机会成为三甲医院，同时也可以作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经营。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表示这两个文件这个通知非常好，总的精神是鼓励民营资本来办医院，将民营医院与国有医院、公立医院是同等对待。

细则出台可谓众望所归，政府部门也是倾力推动，可是作为细则最主要的受益者，一些民营医院的反应却显得出奇的冷静。记者采访了北京北京健恒糖尿病医院院长杭建梅和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曹亚民 ，她们都表示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文件。曹亚民告诉记者，他也是在接受采访时，才注意到卫生部出台的细则。这时距离卫生部发布细则，已经过去17天。他解释，文件下发都有些过程，包括到各级各类的卫生行政部门，可能都有一个安排。不过也有一些民营医院早早从卫生部细则的字里行间中读出了味道。北京市北亚骨科医院，院长肖正权告诉记者，他看到这个文件非常兴奋，因为这可以让他所在的医院有了身份。民营医院对细则的态度各有不同，北京健恒糖尿病医院院长杭建梅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政策虽然出来了，但到底落实到什么程度，对民营医院的生存环境是否真正能形成改善，还要再走着看。

卫生部的《细则》尽管千呼万唤出来了，但是民营医院的反应似乎各不相同。两个文件究竟对民营医院有哪些影响?民营医院的生存现状是如何?肖正权告诉记者，27年前他带着100万元现金，放弃了公立医院的铁饭碗，建起这家民营医院，现在，北亚骨科医院成为资产超过5个亿的大型民营医院。虽然医院早就达到了三级专科医院的实力，却一直没有这个“名分”。普通医院通常分为三级，级别越高，可以开展的业务越多。而民营资本最初办医院时，一律按一级医院划分。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评级的工作。按照国家规定，一级医院只能做一些小手术，只有级别提上去，才能引进大型设备，设置更专业的科室，做技术难度更大的手术。而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民营医院的投资回报。

如果在前期就得不到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定级，很多技术就开展不了，由于医院建设的规模很大，自然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就很高，长时间收入得不到补充，投资就会断裂，最终失败。肖正权说，北亚骨科医院提交了大量证明，才取得了相当于三级医院的医保资格，从而保证了医院的收入。而其他民营医院管理者，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无锡经营肿瘤医院的曾骏告诉我们，他的医院抓住的是“科研”这把尚方宝剑，尽管没定级，但通过科技部的一些课题的支持，总算顺利地实现了设备和人员的配置。虽然已经比大多数民营医院发展的顺利，但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真正的临床使用病人服务的话，还需要配置，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医保的问题，医疗保险要通过一些收费限制来实现，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级别的配置，才能开展真正的临床为病人服务。

中国的民营医院，诞生于1985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占全国医院总数的40%。但是民营医院长期不能获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待遇，很多民营医院的经营逐步陷入困境。前不久，广东省投资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的深圳龙珠医院，深陷债务泥潭。包括中行、农行在内的多家债权人正通过司法诉讼追讨贷款。此外，今年4月江苏大型民营医院扬州盛康医院也突然人间蒸发，关门大吉。关于民营医院病得不轻，民营医院整体陷入困顿期的报道不绝于耳。

在目前级别不够的前提下，民营医院就不能享受它应该获得的各种条件和支持。反过来，它也会影响到民营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定级不仅可以让医院的管理变得更有效率，而且能帮助民营医院解决发展中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记者在今年三月陪患者到西安市中心医院复诊时，对医院进行了暗访，化验结果与此前在民营医院的化验结果完全不同。化验单显示，小李并没有患上前列腺炎，根本不需要手术。这篇报道播出之后，当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对这家民营医院进行了核查。

通过审查发现，里面有四个人非(卫)人员开具的处方，但是院方不能提供其中两个人的任何资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民营医院发放虚假广告，超范围诊疗、使用无证人员、把“没病看成有病，小病看成大病”，甚至欺骗患者做“假手术”，都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一部分民营医院的违规操作，给整个民营医疗行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引起国务院重视，在国58号文件中提出，非公医疗机构必须健康发展，守法经营。而在这一背景下，推动民营医院的评级，成了民营医院重建信任必要的手段。

如果民营医院得到信任以后，它就会发展为大型医院，也就是说可以发展为三级甲等民营医院，这对于整个民营医院来说，对于医院建设，以及服务病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记者通过采访卫生行业分析师了解，老百姓在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觉得政府定级是有公信力的，三级、三甲在公立医院已经定级完毕，因而医院信任问题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显得不是那么急迫。但是对于民营医院来说，它们是新生的，要发展，因而定级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肖正权也认为，民营医院定级，有利于解决民营医院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形象多方面问题，更能推动民营医院的投资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级别定位，按照这个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级别进行投资，进行管理，进行人才配备，这样也为准确投入和明确定位指明了方向。这个政策的出台，对民营医院的发展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据记者了解，民营医院的定级影响着民营医院(字板)医保的定点资格、费用额度、报销比例，以及医院的大型医疗设备准入、医疗梯队建设、手术规格、医院信誉等多个具体问题，如果定级工作能够切实地开展下去，全国8440家民营医院，将会纳入和公立医院同等的标准体系中。卫生部关于为民营医院评定等级的文件对于加快民营医院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次卫生部公布的细则之二就是关于民营医院自由申报盈利与非盈利医院。那么，这一点对于民营医院的经营会带来多大影响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过去的民营医院原则上以盈利性医院为主，那么现在可以从新选择，可以选择盈利，也可以选择非盈利。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曹亚民，也向记者解释了这次卫生部推出的新36条实施细则的第二个内容。北京市民营医院到现在已发展30多年了，在早期盈利、非盈利界定不太明确的时候，既形成过一些盈利型的民营业，也形成过一些非盈利性的民营业。在2000年以后，民营医院原则上申报的以盈利性为主。曹亚民告诉记者，1985年民营资本开放进入卫生医疗领域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医院的性质上进行划分。但2000年开始，民营资本大量进入，政策上开始有所收紧，提出了原则上申报的医院应为营利性医院。而这一次，为了鼓励和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卫生部开放了医院性质的选择权。非营利性医院不需纳税，但是营业所得，不能用来和股东分红，必须投入到医院再生产、再经营中。

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健恒糖尿病医院院长杭建梅， 一开始，杭建梅并没有特别留意这次的政策，但当她看到，“社会资本可以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一条，杭建梅的兴趣立刻被勾了起来。杭建梅告诉记者，她的糖尿病医院是国内第一家糖尿病专科医院，做了20多年，却一直在艰难的经营着。每一次政策出台，为了享受到其中的鼓励措施，杭建梅都仔细地打听政策细节，然后对医院做一些调整。她告诉记者，自己感觉还是在夹缝中生存，一开始被迫更名了很多次，杭建梅的糖尿病医院，在一栋住宅楼的三层，因为总换名字，楼外面医院的招牌上，索性不打名字，只有“糖尿病医院”几个字。虽然看起来有些突兀，但省了不少麻烦。而医院过道里，前一个“因苏林糖尿病医院”的牌子，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换下。健恒已经是医院的第6个名字。几年前，因苏林不再享受医院注册的前三年免征营业税的政策，杭建梅重新注册了健恒这个名字。2010年，北京市彻底免去民营医院的营业税，再加上多年经营累积的良好信誉，杭建梅的医院渐渐有了起色。可是今年，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医药定价制度改革，医保又给各个医院定了指标。医院本来可以实现900万元医保收入，现在只有460万的指标，日子又有些艰难了。杭建梅说，虽然非营利性医院的免税等政策，对她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她还有其他的顾虑。“医院是长期投资，我们已经做了20年，20年以后慢慢应该考虑给股东回报了。”杭建梅对记者表示，国家鼓励民营医院的政策一直引导着她的医院不断发展，这一次她也很期待，但具体的落实情况才是她更关注的。

据记者了解，从1985年开放民间资本投入医疗机构至今，民营医院在政策推动下大步发展。2010年，国务院进一步提出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强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医疗事业。同年，五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即国58号文件。它涉及到了民营医疗机构的“税收、医保、人才、土地”等多方面的实质性政策，所以必须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医疗状况，和税收、土地、人才等部门协调出台相应的细则，才能进一步落实。

有一部分省市的动作比较快，相应的配套文件都已经出台。包括人才引进，甚至土地征用等等大型设备的准入，医保的问题都已出台。北京也听说有一个文件正在运行之中，但是现在还没有下发。但是，根据记者从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得到的研究报告显示，政策发布一年半以来，全国只有贵州、福建、河南、江苏、青海等40%的地区出台了政策的实施细则，还有60%的地区看不到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如何公平地有效地引导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医，许多地方政府都不一定完全清楚这回事，更谈不上医疗服务的主体。

专家告诉记者，进一步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把推出的政策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不仅是为了带动民间资本的发展，更关系到医疗体制改革的成效。从卫生行政部门开始，从上到下，都存在一个思想转变的问题。这个转变也会随着我们整个中国目前正在寻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个大背景逐步改善。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带来一个增量的医疗供给，这实际上有利于缓解医疗服务供需关系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转变对现有医疗机构可能是一种刺激、鞭策和标杆，它可能以更有效的管理手段管理医疗机构，使它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这实际上是对现有的医疗机构的一个刺激，或者说是一个榜样。所以，它其实从看病难这一块和看病贵这一块都能够发挥正面的作用。

医疗资源相对匮乏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也是新医改必须面对的难题。正因为这样，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补充公共医疗资源的不足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过去一些基础制度上的障碍却使得民间医疗资源不能顺畅地参与医疗体系建设，缺乏明确的评价体系更让少数民间资本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虚假宣传，蒙骗患者，败坏了民营医院的名声。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把民间资本导入正轨，除了加强对不法医疗行为的监管，也应该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对民营医疗机构做好引导和规范，将它们的投资冲动与新医改的终极目标结合，实现政府、市场和患者的多赢。毕竟，单靠管管不出一个成熟的行业，一个发展的市场，吸引各方资源参与建设，最终才能做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