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体制机制的改革，最终都要通过医院、医生来实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医改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如是说。

但医患纠纷中频繁出现的对医务人员的伤害事件，某种程度上却伤害了这个群体。2011年的“同仁血案”轰动全国。作为这家著名医院的管理者之一，徐亮在今年的全国政协提案中，首先关注的就是如何建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需要“第三方”

媒体：去年同仁医院的医生遭患者砍伤，引发各方对医患关系的高度关注。作为这家医院的管理者，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医患关系?

徐亮：现在的医疗行为中，确实存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而医院、医生往往被认为是强者。比如国家法律规定，医疗纠纷属于有责认定，举证责任倒置;同时还规定医疗纠纷赔付方是医院和医生。

医疗服务是高风险的行业，即便是规范、技术精湛者的手术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手术并发症发生。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旦医疗纠纷发生，矛盾往往集中到医院和医生身上。

媒体：如何保证医疗事故患者在不闹事的情况下问题得到解决?

徐亮：是的，在今年的政协提案中，我就提出建立第三方赔付和咨询机制。

比较理想的医患关系应该包括五个主题：医院、医生、患者、赔偿方、咨询方，从而保证信息的平衡。发达国家一般由保险公司或者再联合医师协会作为赔付方。发生医疗纠纷，患者不会闹医院，而是找第三方赔付者进行理论、获得赔偿。

媒体：可操作性怎么样?

徐亮：我提到的第三方赔付与之前不同的是，将患者纳入进来，且分成两个险种。“手术意外险”，是医生正规操作下依旧发生意外风险的保险。

不过，为了保证保险公司合理赔偿、避免趋利性，还应该建立第三方咨询者。社区首诊制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就是初级咨询者;专科诊治有更大的风险，远程医疗咨询是最好的第三方咨询途径，还可以避免跨地区、跨医院重复就诊的问题。

有尊严的行医

媒体：国家现在明确提出取消以药补医，但这如何实现?

徐亮：以药补医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因为是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扭曲。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很低，只能依靠药品、耗材。发达国家诊疗费用较高。如果诊疗费过低，医院就会用间接费用补偿，如药品、耗材。国外医院收入的50%用于医务人员，明确的体现了技术服务的价值。

媒体：把劳务价格提上去，以药补医就能解决么?

徐亮：我认为可以解决。

最近北京开始在5家医院试点取消以药补医，同时将诊疗费提高几十元。院长们一算可能会发现，这么下来的补贴比原来少。但我如果作为医生还是很愿意的，至少都是摆在明面上。

媒体：医改在基层医疗机构推行基本药物制度，那么这套制度能推广到大医院里么?

徐亮：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差别很大，很难这么做。基层医疗机构比较简单，提供的是基本的医疗服务。而大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则是多元化的，有基本医疗，也有高端医疗。

实际上，国外的基本医疗大多也是民营医院在做，政府向民营医院购买服务。这样做比政府自己去举办医疗机构的效率反而更高。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能让市场做的，就应该交给市场。

不是“非此即彼”

媒体：多元办医引发的公益性争论却特别多，你怎么看?

徐亮：有些对公益性的理解比较狭窄，总是认为只有像行政部门那样管理才能保证公益性。但关键问题是，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来养这些公益性的单位。

从国际经验看，承担公益性的主要是非营利性组织，资金来源包括三个部分：政府补贴、社会捐助以及服务收费。当然，拿政府的钱就必须把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做好。国内总是喜欢把政府的和市场的截然分开，非此即彼，其实完全可以吸收这二者各自的优点。

政府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两年一直在鼓励多元办医。不过，建立一个开放的医疗市场，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强有力的监管。

媒体：如何才能做到强有力?

徐亮：完善的信息系统。像香港，他们有非常完整的信息系统，所有医院的信息系统都在监控之下，最后出了问题大家用数据说话。

我国的医疗信息“孤岛化”，各医院间的医疗信息不能共享。一方面是技术上还存在障碍，但医院主观上不愿意分享资源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国家的支持政策还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