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5岁女孩因误吞一个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被送至广州市某医疗中心治疗，第三天弯针自行经大便排出。但支付的医疗费高达3366.30元，清单上足有217个检查项目，包括梅毒、艾滋病、类风湿等。更为雷人的一个例子是，去年江苏省泰州市一名七旬老汉脑出血住院，竟被检测“阴道分泌物”。

事实上，历年都可见雷人的“过度医疗”样本。两个月前，上海的汪先生到某专科医院给3岁女儿的鼻子动手术。医院告知他，由于医疗资源紧张，如果孩子住进正常病房动手术至少要等半年以上。正在汪先生泄气时，院方表示，汪先生还可以选择让女儿住进1500元/晚的“特需病房”，这样就能及时动手术。两天后，孩子完成手术出院，整个治疗汪先生一共花费7000多元，其中3000元为住院费。

“特需病房”抢占资源

但汪先生觉得钱花得并不值。“一大片的都是特需病房，而且一个房间要住两个孩子，条件和住三个孩子的普通病房相差无几。”在汪先生看来，医院以医疗资源紧张为由，目的是在暗示“付钱插队”。据此他认为，女儿受到的“护理”并不属于“特需”，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过度医疗”。

“1500元/晚我可以负担，但很多人并不能负担啊。难道真的要他们等半年？如果医院资源真的那么紧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特需病房呢？”汪先生说。

过度医疗通常指超出应有需求的医疗服务，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开药等。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现在一些大城市存在医疗资源过剩，而边远地区往往是医疗资源不足，但医疗过度不管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都是普遍存在的，其祸根就是我们制度的缺陷。”

在过度用药方面，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是，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近年来，医疗行业内也不断爆出“倒卖病人”、“做高药价”等行业潜规则。“从医药代表到药房医生再到开处方的大夫，药品回扣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医院院长都很难查出来。”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医师李佩文说。而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廖新波认为，制度设计的缺陷是“过度医疗”孳生的原因之一。“比如说新农合规定，住院才可以报销，门诊不可以报销，这样就会使医院的医生千方百计让病人住院。那么到底该不该住院呢？并没有权威去监督，这就容易造成医疗过度的问题。”由于我国的医疗收费仍然延续了政府定价，治疗费等服务价格存在低估，导致医院存在着政策性亏损。“有的医院根据医生开出的检查单价格对医生实行提成的做法，鼓励医生多开检查。这对多检查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江苏省宿迁市卫生局一名分管公共卫生的官员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