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应该完全市场化，而国家的医疗保障，则不能单纯的依赖市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目前医改最大的阻力，是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

颇具争论的宿迁仇和的“卖光”的医改方式，是接近“完全市场化”的取向。仇和的方式显然比李玲和廖新波的文革式公有制更接近于真理，对老百姓不利因素也更少一点。最起码仇和卖的是国企的呆帐坏帐，将减小烂国企对本地财政的负担！但是按照以上的生存状态描述，很容易就可以复原“仇和”的政策将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如果以仇和的“减少政府管理成本”的纯企业管理眼光看医改，就会让第一类医院自负盈亏（这没有问题，他们乐意着呢），第二类医院自负盈亏（有问题啦，有些赚有些亏），第三类医院自负盈亏（等于要他们的命），第四类同样（还好，这时侯可以有部分的社区病源）；结果必然是大量的原国有医院关停转闭。

要达到卖光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国有医院有大量的离退包袱；不剥离根本卖不掉。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原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二三流医院医务人员还有离退休者，当然会大声声讨仇和的“卖光”政策了。而对于求医者来说呢？由于没有任何政府保贴和商业医疗保险，以化解小量大额的患病治疗风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

仇和的政策，在于患者真正的得益是“花了钱能够真正治了病”。对于有技术有本事的医务人员是一个大解放。同时，放开的需求可以吸引社会投资资金进入医疗市场。所以看病的价格下跌了。 这种医改的实质是把政府的国企负担推向社会资本市场，摆况了没有专业价值的二三流医务人员的人事负担。

对于政府来说，由于主要的负担是公费医疗负担，所以减除的只是卫生系统维持投入；并没有减轻预算负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保持公费医疗投入，那么强大的权力既得利益层大体上会保持中立，否则，就会用烧火棍投上“关键的一票”。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继续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仇和方案实际上是分化了“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两组特权群体的关系。

由此也可见，无论是曾其毅医生直接了当地为医务界请命，或者是钟南山隐晦地重复了曾医生的观点；很可能都只是第３结局。单纯加大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投入，结果，只能是令看病更贵；这已经有前博文阐述，不再重复。

显然目前医改最大的阻力，是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的存在，也是由于前公费医疗利益者，操纵医保倾向性投入的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以上对以药养医、完全市场化、政府全包政策的清一色不良结局，都只不过是在对前四种医院的存在状态的相应逻辑演绎结果。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关键问题在公费医疗、医保采购而不是其他。

因此，简单的象一些外行的热心人那种形而上学式的道德观指导医改，其结局，几乎不用末卜先知的才能，就可预知其不良结局。 同样的矛盾，也广泛存在于象教育这样的领域：为满足国家财政向政府贵族提供的高档教育需求，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少数的尖子学校，相反，大量的二三等学校苟延残喘；普通国民就读难，就读贵，读后就业难，工资低。道理，也是一样的。

市场的作用始终无处不在，制约着每一个乌托邦的构想最终变成空想。无论是象茅于轼完全市场化，还是一些人主张的国家把教育包起来，结果，也是一样的。工人阶级的贵族特权无处不在。总的来说，目前无论是李玲的“国家管起来”，还是仇和的“全部卖光”，两种医改，都和普通百姓纳了税应得的“医疗保障”没有什么关系。

差别只是李玲和廖新波的方案，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看病更贵，花了大钱还看不了病。仇和的方式是市场定价，花了钱还算看了些东西。中国医疗行业真正的问题，是把两个不同的，互为对手的供需关键性角色要素给重叠了：医院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医院应该完全市场化，而国家医疗保障，是不能把包袱甩向市场的！更不能牺牲商业医疗保险，否则，无论穷与富，有了大病，谁也看不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