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处方数据库

冯端浩所在的309医院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一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拥有全军结核病研究中心、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等资源，平时常住的病床数达到1700多张，医院除承接部队病员外，还要接待北京市医保统筹患者和全国各地的自费患者。当2007年5月1日开始实施《处方管理办法》时，作为药剂科主任的冯端浩敏锐意识到药剂科的压力和责任陡然增加。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处方点评制度，填写处方评价表，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登记并通报不合理处方，对不合理用药及时予以干预。”冯端浩介绍，管理部门对医院进行检查时要求处方合格率是100%，但实际上每家医院都难以做到。于是，《处方管理办法》中要求的及时对不合理处方予以干预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但实际上，这又是一个很难执行的命令。

据介绍，目前卫生行政部门对处方评价提出的检查方法是随机抽样法（即对每家医院每月随机抽样30张处方进行检查，如果是医院自查则需自己抽样100张处方）。这样的事后抽样法，不仅很难让医院做到及时干预，而且检查结果偏差也很大（因为样本量太少），“有的项目甚至偏差3 6%。”冯说，“不能依靠抽样，必须有一个基于全样本量处方的检查才行。”

“于是，我开始思考建立一整套处方评价系统，利用信息化系统对医院每天浩如烟海的处方把关，实时动态监控处方。这才是药剂科最应该干的事—为临床提供药学服务。”冯端浩说。

但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必须首先建立大样本的处方数据库。冯端浩决定将收集到的近年来医院40万张处方全部手工输入数据库。这简直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浩大工程”。但是，冯端浩的心里自有主见。

“大样本的处方中蕴藏着大量的宝贵信息，只要我们对其进行细分和深度挖掘，就可以发现大量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地区药物利用模式、消费结构、消费水平、药物消费与疾病谱的关系等基本状况，为促进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提供第一手临床资料。只要数据收集上来放在那儿，我们就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冯端浩认为值得做这个“浩大工程”。

从2007年5月起到2009年5月止，整整两年光阴，冯端浩带领药剂科的骨干人员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没日没夜地建立数据库，终于建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国内数据量最大的处方数据库。

“现在，我们每天都要往这个库里输入新的处方。这将是药学全面信息服务的第一源泉。”冯说。

处方评价有据可依

除了建立处方数据库，还要建立处方评价系统。而建立处方评价系统时，冯端浩面临着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建立评价的标准。对此，冯端浩自有办法。他研究发现《处方管理办法》的精髓源自1993年WHO的药物利用评价框架，于是他借此框架为蓝本，组织科室里的骨干药师修编每一个药品品种的信息，做出了覆盖1200多种临床药物品种的评价标准，完全满足对医院处方的分析之需。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组织软件开发人员做出适合医院使用的特色软件系统。冯端浩多方调研后发现，应该采取“设计者+实施者+使用者”混编团队进行研发的模式。

“以往，我们是把药师研究的东西交给软件工程师团队，来来往往反复修改软件。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沟通不畅，搞软件的人可能来来回回很多次了还没搞清楚医院的需求，软件改来改去，耗时巨大，效率不高。我们这次是把国药集团的软件工程师接到药剂科里和药师、医师们一起工作，零距离沟通，从一开始就是各路人马共同参与设计，随时测试随时修改。避免走弯路，效率大大提高。”冯说。

从2008年1 1月开始研发到2009年5月《处方评价与药物利用研究系统》顺利诞生，仅仅6个多月，冯几乎创造了一个药学信息系统高速研发的奇迹。

冯向记者提及，目前来自军内外的不少领导和同行都希望309医院的《处方评价与药物利用研究系统》能够尽快在业内推广。但是冯认为，各医院处方特点不同，应该自己先做好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工作，这是普及推广的重中之重。

不过，冯打开手机向记者演示，适宜普及的倒是《处方评价与药物利用研究系统》的衍生成果，他组织团队开发的手机版本的《临床药物辞典》。

这种简便易查的药物辞典配合《处方评价与药物利用研究系统》使用，将对医院处方监管的关口前移，让临床医生制定处方时有据可依。如今，这个成果已经进入最后的修订阶段，即将全面“武装”医院临床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