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医疗仅仅是“病历无纸化、影像数字化外加数据上传”那么简单吗？在昨天举行的第41期院士沙龙上，来自医疗、信息领域的院士专家们认为，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这一“动态、无形、可变”的庞大工程还可能面临使用不便、隐私泄露、监管缺位等挑战。

鉴于目前国际上尚无一种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专家们建议我国数字医疗体系的构建应“摸着石头过河”，千万别低估了它的难度，以免造成新的资源浪费。

电子健康档案不可“守株待兔”

电子健康档案可谓是数字医疗体系中最基础的“零部件”。不过，档案怎么建，却有着两种不同观念：是医生坐等病人上门，还是主动下社区为居民体检？“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电子健康档案国家数字卫生关键技术与区域示范应用研究”（简称国家数字卫生项目）选择了后一种。

据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李兰娟院士介绍，在项目试点区域，电子健康档案的建立将以个体生命周期为出发点。也就是说，“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开始，电子健康档案就已生成。”据悉，在这一总投资近2亿元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中，有500多位专家正在进行生命健康节点研究，以便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开展社区体检。

然而，在众多已经实施的医疗信息化项目中，不少地方选择的仍是“守株待兔”的做法。复旦大学教授闻玉梅院士说，如果仅靠医院为上门看病的病人建档，那么大量生活于社区的隐性患者和流动人口，则将被排斥于数字医疗体系之外。她认为，国家数字卫生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引入“大医学”概念，包括医疗、预防与健康保障三方面，这其中重点前移、重心下移非常关键。

目前，参与数字医疗工程建设的“技术派”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破解医院之间、行政边界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却少有人关心患者利益。对此，李兰娟认为，统一语言很重要，但绝不能以技术或医疗机构为中心，而应坚持以人为本，让“人走到哪儿，信息就跟到哪儿”。而一旦社区、家庭层面的电子健康档案建立起来，就不怕进不了医院，“到时候如果医院拒绝，则意味着没有病人。”

最大运行阻力很可能来自医生

耗资120亿英镑的英国国家医疗信息化项目，却在运行过程中遭遇来自医生的种种抱怨。复旦大学教授王威琪院士表示，各国数字医疗系统的搭建几乎都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府工程，作为使用方的医生和医院必须想明白，这件事“是我要做，还是要我做”。

王威琪说，医生是电子健康档案的主要使用者，更是适时更新信息、激活档案的关键人物。然而，电子健康档案全新的数据录入方式、数据共享可能带来的医疗风险，都会降低医生的参与热情。比如，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就已诞生第一批电子健康档案，可直到2005年，仍只有约24%的医生使用，且只有9%的医生能有效使用电子健康档案相对复杂的功能系统。

李兰娟认为，要提高临床医生参与和使用的积极性，首先得在数字医疗系统的实用性上下功夫。她表示，数字医疗要真正获得医患双方的认可和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电子病历的使用应严格控制在就医状态下。与此同时，卫生监管部门的后台审计跟踪也不可缺位。